伴随着经济的强劲复苏，对废品的需求只能转移到国内，因此，各大纸厂调高了废纸收购价格。废品收购者，又称“收破烂”的人群，是否因此获益？他们的生存状态到底怎么样？
靠收废品在天津买了房
在河东区万新村居住区收废品的王旭，老家在河南省东南部的乡村。18年前，他只身一人来天津闯荡。最开始，他受雇于一家国企做保洁员，在工厂里，他将垃圾送往公共站点时，发现有一些即将被丢弃的垃圾可以回收利用，如废烟盒、废报纸和废纸箱，此外还有一些矿泉水瓶、啤酒瓶之类的。王旭将这些可回收物保存起来，到一定数量就转卖给工厂附近的一位收废品的大爷，就这样，在两三年时间内，他赚了近1000元。
雇他做临时工的国企，经营状况越来越差，最后厂区里的人越来越少，他也被企业解雇。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年龄已超过35岁，他为生计苦恼了一段时间。王旭曾经想过回老家，继续耕种田地，但收入并不稳定，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生活不可能宽裕。
想来想去，王旭想到了专职收废品，也就是走街串巷收破烂。他购置了一辆人力三轮车，租赁了一家餐馆厨房附近的一间房子，就开始了新生计。这个职业又苦又脏，因此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并不多，竞争不是那么激烈，而且投入少、见效快，在三个月时间内，他赚到了8000元，比在工厂里挣得还多。
存够一万元的时候，他到一家餐馆犒劳了一下自己，买了一瓶五粮液。以前，他只收过这种酒的废盒子，从没有喝过，喝过以后，发现这酒与经常喝的二锅头味道确实不一样。
由于踏实肯干，不怕吃苦，而且总是乐呵呵的，左邻右舍对这个朴实的河南庄稼汉印象很好。有不少市民记下了他的电话号码，每当家里要处理旧电器、旧书报时，总会给他打电话，很快他就骑着自己的人力车上门。在计算金额时，他总是多给一些。
在王旭的废品积存处，记者看到四处都堆放着废品，有打得成捆成捆的报纸、纸箱，也有装成一袋袋的矿泉水瓶。最靠里的位置摆放了一张桌子，斑驳的桌面上放着搪瓷缸子、一台老旧收音机和一台老式摇头扇。“这都是我收来的废品，都当我的生活用品了。”
别看他存废品的地方挺乱，穿的也是脏兮兮的衣服，但周围很多人都知道，他现在已买房。这在外来务工人员眼中，是非常了不起的。提起这件事，他很自豪：“我在北辰区买了房，110平方米，还把大女儿接到天津来上学。现在我已经快存够买第二套房子的钱了。”
提起最近废品涨价的消息，他说：“确实涨价了。我现在收废纸箱是每千克1.2元，去年差不多这时候是每千克0.5元。废报纸现在收购价是每千克1.4元，去年是0.4元。塑料瓶0.1元5个，去年是0.1元6个。其他废铜、废铁也都有涨价，差不多涨了一半，我上家收购价也涨了。”
废品收购价上涨，收废品的利润也提高了吗？对此，王旭却给了另外一个说法：“不是。废品价格涨了，我们利润反而低了。”原来，废品不值钱时，王旭收废品时，很多市民是半卖半送，有些市民纯粹当王旭是帮忙处理垃圾的，根本都不要钱。“老百姓家里哪有那么多报纸，称重后一计算才2元钱。很多市民不在乎这个钱，就直接送给我们了。”塑料瓶也是一样，50个才能卖1元，很多市民只当让他处理这些废品了，根本就没收钱。
现在很多市民知道废品涨价了，就不像以前那么不当回事了，因此收购成本提高了，王旭和其他收废品的，还需要准备一些零钱。“一个新情况是，有些市民不收零钱，让我们微信转给他们，我最近准备买一部智能手机，学着转账和发红包。”王旭说。
“破烂王”已转型
随着城市人口的聚集，生活废品也成倍增长，进入废品收购行业的人也越来越多。聚少成多、蚂蚁搬家，一些废品收购行业人士通过辛勤的劳动积累了财富，还完成了人生的逆袭。王旭是其中的一员，但据他回忆，在这一行，有些人的财富是惊人的，远远高于他，而且也难以从表面观察到，他们也被外界称为“破烂王”。
周辉（化名），10年前从静海到市区发展，最终选定了废品收购行业。与外来务工人员不同的是，他租赁了更大的场地，还购买了轻型卡车从事废品收购。开始，周辉在南开区快速路附近一座立交桥下搭起了临时板房，对外收购废品。堆场大，运力强，投资多，他不用走街串巷，而是坐等卖废品的上门。
经历一段时间后，和周辉打交道的都变成了收废品的，也就是把走街串巷的人发展成了自己的供应商。自己则利用几辆卡车，把这些废品转运到外环线外，在那里他租赁了一个更大的堆场。
这些废品最终流向何处？周辉介绍，经过分拣后的废品，分类整齐，他就发到有需求的大厂。如废报纸和废纸箱，他卖到山东的几家造纸厂，废塑料卖到江苏的塑料厂。废金属的需求更大，都卖给了唐山、沧州等地的小型钢铁厂。不到三年时间，周辉挣到了钱，在市区买了几套房。
不过这个行业也有风险。2008年废品价格大跌，周辉在之前囤积了大量的金属和其他废品，一下赔了60多万元。2013年，废品价格也有回落，也赔进去一些，大概20万元。“废品价格有很大的波动，很难掌握，投资大了，有赚有赔很正常。”他说。
让他印象较深的一段经历是，2009年收购了一批旧家电。时值家电市场正在升级换代，市民纷纷淘汰家中的显像管电视机，更换成新潮的平板电视机和LED电视机。在2008年底和2009年初，周辉就收购了大量的显像管电视机，平均收购价在20-30元一台。原本，他打算将这些电视机卖到广东一带的拆解厂。当年，国家为了刺激消费，出台了“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市民在购买新家电时，可以将家中老旧的电器交给商家，能换得400元的补贴。结果，很多家中没有旧家电，但是又恰好需要购买新家电的市民，纷纷跑到旧货市场买旧家电。周辉就把手中的这批旧家电，卖到刘家房子旧货市场，后来，旧电视机的价格越来越高，最高卖到200元一台。靠这次机遇，周辉又赚得一笔钱。
2010年起，随着清洁城市的建设，以废品为生的从业者，受到了诸多方面的限制。一些占地面积较大的堆场，看着比较显眼的，影响市容环境的，会被要求缩小面积，以至被要求搬离市中心。车辆限制措施实施后，一些卡车和运输车辆也不能在外环线内行驶，更促使他们向外环线外转移。
失去了市内的据点和堆场，也就失去了货源，2013年以后，一些小规模的“破烂王”已从市内六区消失，有的搬到外环线外，有的则彻底不再从事这个行业。周辉的废品收购业务也不得不萎缩，为此他必须转型。
现在，周辉主要在各产业园、工业区收工业废品，成立了专门的公司从事这项业务。这类废品的数量大、单价高，操作起来不繁琐。在民用废品方面，他主要收购家电、手机等产品，这些产品还可以在二手市场流通，尤其是城市中心区，租房市场发展壮大，对旧家电的需求越来越大。至于废纸、废塑料之类，周刚已不再收购。没有了废品堆场，周辉觉得自己就不再是“破烂王”了。
期待能获更多尊重和理解
在废品收购行业底层的人，也就是王旭这样的外来人员，他们在走街串巷收购废品之外，也有从垃圾桶中找废品的习惯。2010年左右，王旭的妻子就从老家来到天津，和他一起做废品行业。与王旭不同的是，妻子起早贪黑摸垃圾桶，从中找到废报纸、废塑料瓶。这个活儿风险太大，妻子经常被玻璃割伤，偶尔还会摸到动物粪便等脏物，有市民丢弃一些化学溶液，妻子还被烧伤了手指。
最近，王旭观察到，各个小区都配置了更多的垃圾桶，明确标明了“可回收物”和“不可回收物”。王旭也试探性地摸过“可回收”垃圾桶，结果发现里面还是生活垃圾，各种水果皮、剩饭剩菜甚至宠物粪便等等，都在“可回收”垃圾桶内。
随着全社会对生态环保的重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机构和从业人员进入循环经济，一些上市公司和初创公司等，也纷纷进入废品、家电收购行业。然而，废品包括一些旧家电，在从市民手中到真正需求者手中，中间的链条太长，因此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衍生出了一批以此为生的人，也就是“收破烂”的人。
王旭告诉记者，从事废品收购行业这么多年，最期待的是能获得更多理解和尊重。“一部分市民认为我们为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靠收垃圾和废品为生，是不干净的。因此市民故意远离我们，甚至在说话时也不以平等态度对待我们，我们感觉很受伤害。”
他说，曾经有市民卖给他废品，结果嫌价格过低，扭头直接把废品扔到了垃圾桶中。这种行为，深深刺激了王旭，导致他很长一段时间不开心。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自己的孩子，从来不邀请同学到家中玩儿，对别的同学说自己是在电子厂工作。孩子故意回避自己“收废品”的这种身份，让王旭很伤心。
王旭已经50多岁了，他感觉自己的体力在变差，可能很快就要退出废品收购行业了。他不时用收音机关注着家乡的天气，今年九十月份，河南的部分地区遭遇连续降雨，老家的玉米、花生等农作物受灾，还有很多没有收到家里，他对此特别关注。
“等我买了第二套房，我的两个孩子在天津都有了落脚之地。我就准备告老还乡，回家种地。”王旭说道。
浙公网安备3301050200670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