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废品，给中国带来的是制造业所需的原材料？还是乌烟瘴气的环境污染？亚当・明特，一个美国废品回收站业主的儿子，在中国进行了长达12年的调查，揭秘了这场从中国到世界的“垃圾贸易”。
近日，亚当・明特的《废物星球》中译本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他在北京接受独家专访。
一双耐克鞋中的全球废品贸易
从2002年9月5日到2014年6月10日，明特辗转了中国的23个省（市、自治区），对于广东、浙江、北京、上海更是常客。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废品经销商家庭的他，对这一行业的兴趣除了“家族影响”，更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都知道中国制造产品卖到美国和欧洲，但往往忽略了这个故事的另一半―中国还从美国和欧洲进口可回收废品用于生产原料。“我想告诉大家这个隐藏的故事。”明特说。
以一双在深圳生产的耐克鞋为例：鞋子被装在纸盒中运到了美国，美国的顾客买鞋后，顺手就把鞋盒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随后，鞋盒被送上了南加利福尼亚港口的一艘集装箱船，从那里被运回中国，然后进入造纸厂；经过循环再造，旧鞋盒变成新鞋盒，再次被出售给了耐克这样的制鞋厂；最后，这个鞋盒将再次被买走，新的循环开始了。
201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主要的可回收废品进口国依次是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国家。美国自身消化了本土产生的三分之二可回收废品，另外三分之一出口到中国。早在2002年，废金属、纸和塑料已经成为美国向中国出口最多的物品，而大豆排在第一。
在采访过程中，明特出示了他几天前刚得到的数据：2000年，中国进口废品的贸易额是31亿美元，这个数字到2014年已经上升至276亿美元，其中铜、塑料、纸、铝占90%以上。明特说：“近10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回收产业，在第十一个和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都提出要对这个行业提供强力的政策支持，包括财政支持和技术升级。”
明特认为，仅仅把废品贸易在全球的流向与生产成本挂钩并不准确。他两个月前去非洲一些国家调查，发现当地的废品行业依然“不景气”。“如果只考虑劳动力成本，全球的废品应该被运到非洲，但其实主要是运到了中国、越南、印度等制造业发展迅速的国家”。
所以，中国之所以形成了全球化的废品回收产业，是因为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家有需要。“相比从原材料中生产，从废品中回收的成本要低得多。商人不可能愿意付钱买无用的东西。进口的废品中，不可回收的比例仅占1%~2%。”明特说。
明特说：“废品回收产业遍布全中国，比较大型的集中在广东的广州、佛山，浙江的宁波、台州，还有天津、山东，近年来开始向内陆发展，比如重庆、湖北、四川的内江。这些地区制造业发达，需要大量原材料。”
节约能源or污染环境？
明特说：“这个行业看上去很可怕，工人们都在垃圾中工作，但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个行业。比如回收塑料和生产塑料。后者，如果需要你先去挖石油，再在化学工厂里提炼，这也会消耗能源、产生污染；如果从废品中回收，就节约了不少。”
明特透露，中国现在近一半的铜，超过一半的纸和40%的铝都来自可循环再用的废品。“总体而言，使用可循环资源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其他污染物，包括大气和水污染；用地数量也比较少，比如有了再生金属，就不需要挖矿；而且还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护自然资源；比如有了再生纸，就不需要砍伐森林。”明特说，“仅以铝为例，回收要比直接开矿节约95%的能源。”
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统计资料，从2001年至2011年，金属回收再利用为中国节省了1.1亿吨煤炭资源，并减少了90亿吨矿产资源的开发。同时，大力回收铝废料，减少了5.52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尽管从数字看上去很美，但故事依然有另一面。
在距离北京150多公里的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这个建县两千多年的历史悠久之地，一度因成为“全球废旧塑料再生中心”而闻名，路上遍布垃圾、熔化的塑料和焚烧的痕迹，空气中充斥着令人窒息的化学气味。
2010年6月，明特拜访了文安县一名50多岁的废旧塑料加工厂老板胡先生。他告诉明特，自己记得文安曾经的样子，“土地都散发着香气，溪水可以直接饮用，里面有很多很多鱼”。但自从发展了塑料再生业，高血压和其他“血液疾病”在当地很常见。一名医生告诉明特，根据症状和所处环境看，当地人得的是发展性肺纤维化和中风瘫痪，“病因是什么？污染，百分之百是因为污染”。
除了传统的金属、纸和塑料，近年来电子垃圾的泛滥特别受到关注。目前，中国禁止进口旧电子产品，但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扔掉的电子设备越来越多，2012年，中国自己一共产生了350万吨电子垃圾，美国在2011年的数据是410万吨，两者所差无几。
明特在调查中发现，发展中国家对电子产品的低科技循环方式，已经对环境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破坏。在中国最大的电子垃圾循环加工区―广东汕头的贵屿镇，一项针对该镇的研究显示，一群6岁以下的农村儿童中，有81.8%的孩子出现铅中毒现象，毒源可能就是拆解电路板和融化铅焊料过程中产生的含铅粉尘。而这并非特例，在印度、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泰国、越南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类似的地方。
2011年，新上任的文安县县委书记下令关停该县全部的废旧塑料循环产业。明特第一反应就是欢呼雀跃，但随之他产生了疑虑：“中国依然需要再生塑料，关停文安的产业不会让这种需求消失。问题在于，从来没有人去切实付出努力，解决环境和安全问题。有时候只需要很简单的办法，如工作靴、防护面具、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就可以带来巨大的变化。”
中国的废品开始增多，但废品回收率却在下降
一个需要承认的现实是，中国的废品回收离不开每一个勤俭的家庭。人们收集废纸、易拉罐、可乐瓶，定期卖给遍布大街小巷的废品回收人员，也许就能换得一天的买菜钱。
在上海住了多年的明特直言：“美国的废品回收率远低于中国，因为金钱的驱动性更强。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像‘穷人的文化’那样，如此鼓励提高回收再利用率。所以孟买贫民窟的废品再利用率远高于旧金山郊区。”因此，从某个角度来说，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不再稀罕卖废品那点钱，中国的废品回收率就开始下降；但同时，中国自身产生的废品正越来越多。
明特发现的另一个隐忧是，当人们有了循环再利用的意识―比如设置了废纸回收桶，他们反而用掉了更多的纸，这在实验中也得到了证实。反正能回收，人们就没有了浪费的心理负担。甚至有人说：“循环再用更像是一张‘免费出狱卡’，它告诉消费者，只要循环再用旧物，就可以去消耗新产品。”
这些问题，明特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这个行业问题多多，可如果没有废品站，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一个更肮脏、更无趣的地方。”他说。
在中国12年，明特总结了废品回收业在中国的巨变：“一是工人工资增长迅速。2002年，上海一家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一个月只能挣600元，现在可以挣到4000元，而2014年刚毕业的中国大学生平均月收入为3487元。二是有了更多机械和设备，自动化程度提高，工作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三是中国政府开始支持这项行业，在沙漠和荒漠地区建立废品回收的产业园区，并支持废品回收新技术的研发。这可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对回收行业的政府支持。”
明特在《废物星球》的序言中深情地写道：“我的曾祖父从俄国移民到美国，几乎身无分文，从合肥到上海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同样拮据。曾祖父也不会说当地的方言，也不能接受教育，所以他做了他唯一能做的工作：从街道上捡垃圾，然后卖给别人循环再用。70年后，先辈的辛勤工作，让我可以去读在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学，在一家美国最好的新闻机构里找到了工作。我在上海街头曾碰到一个外来务工人员推着一辆手推车，上面装满了旧纸箱。在我看来，他是我在废品回收业中的手足。有一天，他的儿子或孙子很可能会成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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