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泉说，当年几个老乡结伴出来，最先到塘厦，没钱租房就睡在山上，以天为帐，以地为席。“有一次带着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到东莞，没地方睡觉就睡在别人家的墓地边，年轻人一点都不害怕。”后来大家在山上随便搭个窝棚住下，本钱多了些才跑到村里合租村民废旧的老房子。
有一次有个客人来卖旧货，刘金泉热情地招呼他喝茶。但他看到满身污垢的刘金泉，立即拼命摆手，并远远站在一旁，让刘金泉自己去卸货。“我当时立即反应过来，他嫌我脏，所以后来把钱给他的时候，我先跑到水龙头前，用洗衣粉狠狠地把沾满污迹的手洗干净。”
肩挑两个“糖箩担”，一头装麦芽糖，一头装小百货，敲打手中的铁皮穿街走巷吆喝叫卖。小孩听到“叮叮咚”的响声，便会拿着家里的牙膏皮、鸡毛、鸭毛等废品来换糖吃，而大人则会拿胶鞋底、废铁、废纸等值钱一点的废品换些针线、皮筋等小百货。
改革开放后，胆大敢闯的梅州兴宁水口镇井下村村民挑着“糖箩担”走出了贫穷的小山村，并将当年无人问津的垃圾回收做成了一个经济效益巨大的产业。井下村也因此成为兴宁市南部数一数二的“富裕村”。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珠三角，每一个城市都有以井下村为代表的兴宁水口废品人的足迹，他们为了摆脱贫困，甘愿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做着被人歧视的垃圾回收。他们一路见证城市制造业的发展，与城市一起成长，其中与东莞这个世界工厂更是有着讲不完的故事。
没钱租房睡墓地旁
走进东莞任何一个废品回收站，只要提及兴宁市水口镇井下村，可谓无人不知晓，因为井下村村民可以说是珠三角废品回收产业的鼻祖。井下村村民当年从挑“糖箩担”开始创业，赚到钱后逐渐影响身边人、邻村人，最后影响了整个水口镇。
55岁的刘金泉是井下村首批外出挑“糖箩担”的村民之一，在东莞做了二十多年废品回收的他现在“退休”在家带小孙子。而跟他一起出来挑“糖箩担”收购生活废品的老乡现在几乎都已经退居二线，要么回乡养老，要么留在东莞做子女的幕后军师。
刘金泉的第一站不是东莞，是河源。他们那一代的废品人第一站都从那里开始，直到1984年才到东莞，然后就没有离开过。“出门的时候只带了车费和买糖的钱，到了目的地就买白糖自制麦芽糖，然后挑起‘糖箩担’走街串巷。”刘金泉说，当年几个老乡结伴出来，最先到塘厦，没钱租房就睡在山上，以天为帐，以地为席。“有一次带着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到东莞，没地方睡觉就睡在别人家的墓地边，年轻人一点都不害怕。”后来大家在山上随便搭个窝棚住下，本钱多了些才跑到村里合租村民废旧的老房子。
刚开始做生意，就是一根扁担肩挑两个“糖箩担”，一头装着麦芽糖，一头装着小百货，敲打着手中的铁皮穿街走巷吆喝。用糖和小百货换回来的生活废品通过分类后在集中起来，然后卖给那些有本钱的收购商或厂家，从而获取利润。
“如果当年只是在家种田，就永远也住不上现在的小区洋房。”刘金泉说，其实当年挑“糖箩担”外出实在是无奈之举，谁不想在自己家门口做生意，不用受尽别人歧视的眼光。但老家人多地少，根本吃不饱，只能出来闯。只要能赚到钱，再苦再累也无所谓。
刘金泉因为勤快节省，率先在村子里建了一套两层楼的洋房。“基本上就是春节回去住几天，现在都已经老旧了，后来其他人建的房子更豪华、更漂亮。”刘金泉说，现在很多老乡不但在老家建房，也在东莞买地建房。他在东莞也买了两套商品房，“孩子在东莞工作，自己也已经习惯了这个城市，回老家生活反而不习惯了”。
收废品能发财的事情很快传遍了整个水口镇，越来越多人投身到这个行业中。“我们都是先带自己的亲戚出来，亲戚又带亲戚，慢慢地就把整个村子甚至整个镇的年轻人都带了出来。”刘金泉说，家乡的年轻人没有进工厂打工的概念，大多投身到废品回收的行业中。女孩子找对象，也是优先考虑从事废品生意的男孩子，只要能独立经营一家废品收购站，绝对是媒婆重点关注的对象。
被歧视的“垃圾佬”
1995年至2005年这十年间，废品回收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东莞的工厂越来越多，产生的工业废料也越来越多，各镇区的废品收购站也随之增多起来。刘金泉和老乡们刚开始只是收购生活废品，有了本钱后就租地搭建工棚，大量收购工业废料。“生意最好做的也就是这十年，很多老乡都成了千万富翁。”但赚钱背后的辛酸也不足为人道。
刘金泉说，本地人刚开始都看不起收废品的人，觉得他们脏。“没办法，很多废品都是从垃圾堆里淘出来的，肯定是又脏又臭。”他们住在村民废旧的房子内，开店也是租一些偏僻的土地，自己用木棉瓦搭建工棚。收回来的废品放在那里，自己也住在那里。一些生活废品一旦被暴晒或者被雨淋，都会发出难闻的恶臭味。
本地人称这些收废品的人叫“垃圾佬”，很多时候不愿跟他们交朋友，甚至是带着歧视的眼光看他们。有一次有个客人来卖旧货，刘金泉热情地招呼他喝茶。但他看到满身污垢的刘金泉，立即拼命摆手，并远远站在一旁，让刘金泉自己去卸货。“我当时立即反应过来，他嫌我脏，所以后来把钱给他的时候，我先跑到水龙头前，用洗衣粉狠狠地把沾满污迹的手洗干净。”
刘金泉说，其实他们并不怕旁人异样的眼光，最畏惧的是治安员和其他执法部门，因为废品回收属于特种行业，谁都可以管。“他们每次来检查，动不动就把废品搬走，或者把人关起来。”刘金泉的老乡说，每次都要冒一身冷汗，有一次他不小心收到小偷偷来的废品，出于礼貌递了一根烟给带头的治安员，治安员将烟丢到地上。老乡稍微解释一下就被打了一巴掌。
“过年过节还要送礼给他们，要不然他们天天来找茬，交的保证金最后也被吞掉，这些都是潜规则，没有办法，要在人家的地盘做生意就必须忍着。”除了治安员和警察，他们还怕当地的小混混。小混混们见到哪个废品店生意好，偶尔也会过来敲一笔。一些赚到钱的老乡于是主动“进贡”，慢慢跟这些人攀上关系，有人“罩着”生意自然好，也没人敢去骚扰，赚到钱后就搞行业垄断，其他老乡的利润变得微薄。
骑摩托收废品才不被拒
刘金泉那一代从事废品回收的人都经历过被歧视和见到警察治安员就胆战心惊的日子。一些老乡赚到钱后，就经营关系，酒楼和卡拉O K内开始出现他们的身影，请人消费娱乐。“像我们这些只会埋头苦干的人只有出钱的份，出了什么事就拿钱给一些比较会搞关系的老乡，让他们去塞钱送礼或者请人吃饭。”刘金泉说，大部分废品店都难免会出事，因为这是一个灰色的行业，特别是很容易收到小偷偷来的东西，但他们根本无法分辨哪个是小偷，反正送到店里的东西都收。也正因此，绝大部分废品人都吃过亏。(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随着生意壮大，曾经一度被人看不起的“垃圾佬”开始添置摩托车和小货车，成为“有车一族”，他们的社会地位也随着自己收入的增加逐渐上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废品回收业进入黄金时期。此时，以深圳、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加速发展，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而以井下村民为代表的兴宁水口人在这一波开发浪潮中，成功抢占了废旧物资回收业的高地。
刘金泉说，纯粹收生活废品很难赚钱，后来赚到钱的人都是从工厂买废弃金属，再倒卖出去才能赚到大钱。而买工厂的废料，骑单车的“收买佬”一般都会被工厂的保安拒之门外。后来他们将单车换成摩托车，到工厂收起废品来就顺利多了。再后来，摩托车又变成小汽车，回乡探亲的时候特别有面子。“春节回去，外出挣到钱的老板开的小车可以在双车道摆到六七公里长。”至上世纪80年代末，约有1/3的农户成了“万元户”；至上世纪90年代末，约有1/3的农户成为“百万元户”；保守估算，现在全村平均每户拥有车辆（指小轿车、货车）2辆，身家上千万的有四五户，身家上亿的也已经出现。
“现在很多人一听到做废品回收，第一反应就是很赚钱。”刘金泉说，做废品回收赚到钱，让当初歧视他们的人大跌眼镜，一些本地人也开始涉足这个特殊的行业。
子承父业转变方式
今年29岁的刘岸新是东坑一家废铁打包厂的老板，手下有十几个工人，父亲和哥哥各开了一家废品回收站。他是刘金泉同村的老乡。刘岸新2002年在广州读完中专后，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去找工作，这个从小就在废品店长大的孩子，很有生意头脑。开废品回收站的父亲不愿意让儿子再从事这个行业，于是投资了几十万让儿子开摩托车配件批发店。但配件没有收废品赚钱，开了差不多一年配件店，兄弟俩还是决定投身废品回收行业，于是在父亲的支持下各自开了一家小型的废品回收站，2003年到2007年东莞高速发展，刘岸新在这一波发展潮中赚到第一桶金。
这个时期的水口废品人开始把废品回收业越做越细，有人专门做废铁、废纸、废胶和废旧金属。而刘岸新在开废品回收站赚到第一桶金后，开始选择废品回收下游业务废铁加工打包。其实在那个时候，废品回收老板们开始转变经营方式，有的往废品回收的下游产业发展，开办了熔铁厂、五金厂，有的开了电子厂、工艺厂，还有人还搞起了房地产。
从贫穷的粤东山区走出来的兴宁水口废品人，大部分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戚和同学关系，他们平时更多的只是自己做做生意，在没有手机之前，他们很少联系，后来有了电话，他们也知道信息的重要性，彼此之间会打听一下最近卖货的价钱，哪个收购商出的价钱高。有时候遇到工厂要处理一大批废料，不够本钱的他们也会合资去做好这笔买卖，赚到钱后“按功分配”。
“今天的钢铁期货价格怎样？那些废铜价格有没有涨一点，我这次囤积了几百吨铁，这次要亏死了。”刘岸新坐在打包厂的办公室里喝着茶，并不断向电话那头的老乡抱怨自己损失。昔日住窝棚，睡天桥的“废品佬”也有属于自己装修豪华的办公室，天气热的时候，可以躲在办公室里“叹空调”。
艰难爬行的第二代
“我做得还不算专业，邻村的刘明辉做得才算专业，几乎都实现自动化了。”刘岸新说，这几年废品回收没以前好做了，2008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家都过着非常艰难的日子，工厂倒闭了不少，没有工厂，哪有废料回收？废品回收业的好坏跟工业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除了客观的原因，还有就是越来越多年轻人投入到这个行业中，村里的年轻人只要初中毕业没有继续读书，都会从事这个行业。人多了竞争自然也就大了，一些财大气粗的老板还搞承包，实行垄断经营，工厂一些质量好、能卖大价钱的废料都被他们拉走了，剩下一些残羹冷炙才轮到下面的废品回收站。
“其实现在的废品店就是一个夫妻档，夫妻两人守着废品店，一年也就是赚份工资。”刘岸新说，自己做生意比较自由，但压力也很大。他们是废品回收行业的第二代人，上一代基本已经退出舞台，他们这一代在艰难爬行。“这个月钢铁跌价，损失惨重，上半年赚的钱几乎都吐出去了”。
刘岸新所说的刘明辉在大朗开了一家规模型的废铁打包厂，有四五十个工人。虽然他们是同行，但还是会经常在一起分享赚钱的经验以及总结失败的教训。这个当年也挑“糖箩担”的男子，勤奋而不保守，做生意的目光也非常独到，他现在经营的明利废铁打包厂可以说代表东莞废铁打包的最顶端。刘明辉笑说，自己也是吃过苦的人，十八九岁出来闯荡，为了多赚几毛钱，挑担子肩膀都挑烂了。从最初的走街串巷收废品，到现在做废品分类加工，都是一步步摸索出来的，现在在东莞从事废品回收的水口人，因为生意竞争日趋激烈，有本钱的人开始寻找这个产业链的高端，而没本钱的人继续坚守在前沿。
“这几年的生意确实不好做，价钱不稳定，利润越来越薄。”刘明辉说，很多赚到钱的老乡都开始转行，有投资房地产的，也有投资其他实业的，只有自己还在坚守。他和刘岸新都坚信，过了这段艰苦的日子后，废品回收还是有机会赚钱的。
下一代没有故乡的概念
在东莞从事废品回收业的井下村人给家乡带回了财富和荣誉，让这个原本贫穷的小村成为兴宁市数一数二的“富裕村”。但这一行也带走了这个村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小孩，只剩下一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守候在空荡荡的洋房别墅内，眺望着荒废的田野。
在几千平米的废铁打包厂内，零散堆放着几个压制好的铁块，刘岸新和哥哥的四个小男孩在场地内追逐嬉戏，他们一出生见到的就是废品，他们生活在废品堆里，在他们心里家就是废品店，兴宁的那个家是爷爷和爸爸的，只有春节才回去短暂住几天，对于家乡，他们没有爸爸那种赤着上身满山跑，成群小朋友一起抓铁牛捕蝉捣鸟窝的回忆。
“父母当初希望我们读书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我现在对儿子也是抱着这样的期望，不希望他们再过我们这样的生活。”刘岸新说，儿子已经没有故乡的概念，觉得东莞就是自己的家。对于故乡，只有父亲那一代是最有感情的，他们这一代也渐渐把故乡刻在记忆里了。
人物专访
“老顾着面子就赚不到钱”
一问起现在谁做废铁打包厂最成功，常平周边的废品回收站和小型打包厂的老板都会说是大朗明利铁厂的老板刘明辉。外表温文儒雅的刘明辉一点也看不出已经在废品行业摸爬滚打了几十年，这个当初挑“糖箩担”的小伙子如今将废铁回收打包做到了顶端，之所以能一直坚持下去，因为他坚信废品回收还是有发展空间的，只是将来会越做越细化。
南都：你当初怎么选择从事废品回收的？刚出道时候有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刘明辉：周边的人都是做这行的，村里的人出去赚到钱了，后来就跟着他们出去了，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想混口饭吃。一开始还是不好意思吆喝，后来慢慢就习惯了，老顾着面子就赚不到钱，没钱就会挨饿。
南都：老乡都说，现在你的废铁打包厂做的最成功，你是怎么做成这样的？
刘明辉：还有很多老乡做得比我好的，能做到现在这个规模，我是历尽了很多艰辛的，摸索了很多路，废品店做过，开炉煮铁水也做过，我也失败过很多次，亏了不少钱。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讲诚信，还要有独特的眼光和市场判断力。在生产这块，也要做好规范管理，我这里的工人都有“课间十分钟”让他们休息，只有休息好了，他们才能干好活，才能生产出质量好的产品，质量好了就不愁卖不到的好的价钱。
南都：老乡都在说现在生意不好做，你有没有想过转行做其他的？
刘明辉：暂时还没有想过，先这样做着。现在是经济形势不好，并不只是废品回收这行不好做，其他行业也不好做，坚持就是胜利，做生意不可能一直都是赚钱，有亏钱的时候也很正常。只要把废品回收当事业来做，总是能做好的。
群体档案
分布区域：珠三角各个城市的废品收购站，尤以莞深最为集中
籍贯：广东省兴宁市水口镇
人数：上万人
从事行业：废品回收
简史：改革开放后，粤东兴宁水口井下村为代表的村民挑着“糖箩担”走出了贫穷的小山村。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之间“以富带贫”、“以大带小”、“以老带少”，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外出挑“糖箩担”的人逐年增多，最后发展成为珠三角各个城市废品回收产业主力军，井下村也因此成为以村民外出回收废品为特色的村庄，成为兴宁市南部数一数二的“富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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