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华灯初放。都市里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步履匆匆地直奔家园，开始准备享受一天来的清静。此时，一队队满载“货物”的人马直奔工作的最后一站―――废品收购站。在那里，他们一天的劳动将化成可以触摸的钞票。他们是拾荒者，每天的工作就是从市民手中收购废旧物品，将它们整理归类后送到废品收购站，换取微薄的“利润”。为了这项脏、苦、累的活，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拾荒者乐此不疲。而为了应对生意上激烈的竞争和“工作”需要，名片、手机、“秘书”正成为新一代拾荒者必不可少的“行头”。
拾荒者：分外地派和本地派
“纸箱16斤，铝0.7斤，铁24.4斤，玻璃13斤……”废品收购站老板急着打烊，有些不耐烦地说：“肥仔，今天就收这么点儿啊，总共才31元。”在广州桥中东路红楼第一街的一间废品收购站里，记者看到了这一幕。来自河南上蔡的小刘虎背熊腰，有些发胖，废品收购站的老板直呼他为“肥仔”。肥仔将三轮车上的货物一件件归整好交给收购站的老板过秤。“现在生意不好做。”肥仔的话不多，言语中还透着几分羞涩，“做这一行的人越来越多，我现在每天也就赚个十元八元的，有时候连伙食费都保不住。”
肥仔说，现在广州市的拾荒者很多，“行内”把他们大致分为“河南派”、“安徽派”、“广西派”以及“本地派”。外地来的拾荒者主要住在罗冲围和桥中路一带的城乡接合部，还有一小部分散落于广州市内的偏僻窄小的街道出租屋内。外地的拾荒者中青年人居多，相互之间或为亲戚、或为老乡；而“本地派”的拾荒者则是50岁以上的人居多。“农忙季节回老家收种，其他时间我们就在广州市区讨生活。”在废品收购站里，另外一个拾荒者老陈这样说。
每天晚上的7时到9时，桥中路两侧的街道、小巷内就会热闹得像集市一样。简易餐馆前的马路边排着一排一排的自行车，餐馆内外的餐桌旁挤满了食客。一个卖水煎包、稀饭的老板用带着浓重河南口音的普通话说，这些食客大都是白天在大街小巷收购废品换“金子”的拾荒者。
由于桥中路一带逐渐成了外乡人的聚居地，一些有经济能力的外地人就索性开起了特色餐馆，专门为老乡提供廉价可口的饭菜。“早餐有烧饼、油条和稀饭，花1.5元就能吃饱。”餐馆老板说，“中午和晚上有面条、饺子和包子，一天花不到10元，老乡们就能吃好了。”
在惠福东一条小巷子的出租屋内，老孟和同伴们显得很腼腆：“干我们这一行，只要肯吃苦、不怕没面子就行，现在我们最大的开支是每个月80多元的房租。”记者看到，2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内挤着6个人，房内除了带上下铺的6张床，没有其他任何家具和电器。老孟低着头，涨红着脸，来回搓着满是裂口的脏手说：“罗冲围和桥中的房只要20几元，我们也打算搬到那儿去呢。”
新潮：八成人配备了手机
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多，拾荒这个行当也“人才过剩”了。
“为了应对激烈的竞争，我们只有在‘业务’水平上提升。”拾荒者中黎师傅的文化程度稍高，可以称为“精英”。高中毕业的他说起自己的现状皱起了眉头：“现在人太多了，生意很难做。”除了传统的运输工具平板三轮以外，名片、手机已经成为新一代拾荒者联系业务必不可少的“行头”。家住愉景南苑的刘先生说，一次，拾荒者小李给了他一张卡片，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串号码还有名字。小李告诉刘先生，如果家里有废品要卖，刘先生可以给他发短信联系。后来，刘先生积攒了一堆废报纸又懒得下楼找拾荒者，他就按照小李提供的手机号码发了一条短信：“家有废品，请上门收购。”结果对方还真的回了短信，并约定好上门收购的时间。
据黎师傅介绍，如今拾荒者中80％以上的人都配备了手机。他说，原本买手机主要是为了方便和亲朋联系，但没想到，手机竟然担当起联系“客户”、拉“业务”的职责。“这就是我的名片。”说着黎师傅还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沓红红绿绿的纸片，上面果然有他手写的手机号码和名字。
防贼：“秘书”“老板”轮流做
拾荒者每天要借助自行车和三轮车运载大量的废旧物品，自行车、三轮车是他们最为值钱的“家当”了，所以这些拾荒者把车看得比什么都矜贵。不幸的是，这些自行车和三轮车却成了偷车贼的目标。
安徽阜阳的小高来广州拾荒多年，他有着“丢车”的切肤之痛。“我去年一年就丢了7辆车。”说起这事，小高仍气愤不已。对于很多“单兵作战”的拾荒者来说，既要收废品，又要看好车子，他们确实感到分身乏术。为了达到工作、“防盗”两不误，一些拾荒者给自己“配”了一个“秘书”。实际上，“秘书”和“老板”不过是两位拾荒者结伴而行、互相配合而已，一个主上―――上楼收购废品，另外一个人主下―――在楼下看车。而且，与企业里的“秘书”和“老板”不同，他们的“秘书”和“老板”是轮流做的，收入也是五五分成，没有任何差别。
“我们拾荒者很多人都‘聘’了秘书。”小高憨笑着说，“当‘秘书’时只负责看车，比‘老板’的工作还轻松呢。”小高还说，老乡结伴干活相互之间不仅“生意”上可以互相照应，而且还可聊聊天，以解思乡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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