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激励机制引导居民垃圾分类
位于苏州吴中区城郊的莫舍社区，两层高的小洋楼联排铺开，每家门前放置着一个塑料收纳箱，用于盛放厨余垃圾――这里是苏州“四分类”试点小区，也是２０１６年厨余垃圾就地处理示范点。
正在挨家挨户收集厨余垃圾的彭海燕介绍，依据重量大小和分类好坏，会给每户厨余垃圾累积总分，积满相应积分可兑换洗洁精、毛巾等生活日用品。有了这样的激励，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从刚开始的１００户增长到现在的６００多户，占全部社区居民的９０％多。
苏州是我国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之一。我国日前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４６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２０２０年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３５％以上。
为优化垃圾分类终端计量办法，提高居民积极性和参与度，各城市探索了各具特色的垃圾分类激励机制。上海推行的“绿色账户”激励机制，目前已覆盖服务了２００万户居民。深圳市推动物业服务企业责任制、开展低值可回收物处理补贴政策研究。桂林市推广激励机制，包括居民积分机制、抽奖机制、表彰机制。
刚性约束强制推广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是一项典型的社会治理工程。为补足制度短板，让垃圾分类更有章可循，法制保障和刚性约束手段必不可少。
上海今年出台颁布了单位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实施方案，已开始在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试点垃圾强制分类；杭州出台实施《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并配套发布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范》，规定居民垃圾分类不到位，最高可罚款２００元；宁波启动了《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立法。
“不分类，就不收运。”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局长陆月星说，相关的垃圾产生单位要和收运单位签订合同，明确强制分类的责任义务。对于积极参加垃圾分类或拒不参加垃圾分类的单位，监管部门还将通过公示等手段，给予激励或曝光。
据了解，垃圾分类工作已被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列为重点立法调研的课题，通过立法把公众的意志变成法律的要求，共同规范垃圾分类行为。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说，全民参与垃圾分类可以倒逼垃圾的分类投放等各环节的立法、制度化，比如生活垃圾处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包装废物管理条例的出台，快递行业、餐饮行业作业规范的制定等。
科技助力再生资源回收
北京东城区东花市社区等５０个社区引进了基于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再生资源回收手机ＡＰＰ“绿猫”，通过预约回收员上门回收实现干垃圾资源化，解决居民卖废品的烦恼。５０个社区２００００余户注册居民家庭每个月可回收各类废旧物资３００吨左右。
许多城市重视信息技术与垃圾分类、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融合，不同程度发展了“互联网＋分类回收”模式。
银川市已启动了垃圾分类“互联网＋资源垃圾”回收方式，开通垃圾分类微信公众号，实行“线上交易＋线下物流”。广州市、深圳市探索推行“互联网＋分类回收”，建立了ＡＰＰ移动平台，实现垃圾分类信息化管理。铜陵市、桂林市基本形成了垃圾分类数据查询系统，实现了微信公众号和分类网站融合。
“垃圾分类需要全民参与。现在需要找到短板，而且应该先易后难。”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徐海云说，面对垃圾分类收集问题，可回收物要与废品回收利用系统对接起来，有害垃圾的收集要与危险废物收运系统对接起来，厨余垃圾收运要与生物质的利用对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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