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地方官自寻年终奖：攒公文卖废品做生意

古代官员也是有年终奖的。高级官员的年终奖，一般由朝廷发放，国家财政出钱，有时候甚至是皇帝亲自掏腰包给宠臣发红包。可对于一些地方小官来说，指望不上皇帝给他们发年终奖，只能另辟蹊径。他们自寻年终奖的方法很多，例如……

壹

攒起公文卖废品

秦、汉、魏晋时期，公文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竹简上，一份较长的公文，得用一堆竹简。等到公文写成，从这个部门传达到那个部门，怕竹简丢失，也怕有人篡改，得用口袋装起来，扎紧了，再糊上胶泥，盖上公章。另一个部门收到这个口袋，剥掉胶泥，把竹简倒出来，装竹简的这个口袋就成了废品。那时候装竹简的口袋有皮质的，有丝织的，也有麻布的，都能卖钱。大点儿的部门――像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公文往来最多，攒的口袋也最多，到年底运到市场上卖掉，一个部门的办事员就都有年终奖了。南北朝以后，公文主要用纸张，鉴于传真机尚未问世，公文往来只能靠驿马运送，路上怕纸张磨损，还得用封套把公文装起来。这封套主要是布做的，史称“书囊”。有些穷衙门，旧书囊攒得多了，让裁缝改成衣服或者被单，过年时发给诸位同僚，虽然微薄寒酸，也算是一项年终奖。至于写公文用的纸张，每过一年半载，一定能攒下一大批，等过了保密期限，就能卖废品，卖得的钱，也能发年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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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府县小吏去放贷

唐朝和宋朝，都有那么一段时间(如唐肃宗时期和宋神宗时期)，允许各“机关单位”向民间放高利贷。高利贷的本金，有朝廷拨付的“本钱”和“公用钱”，也有公务员们自己凑的集资款。上至六部，下至府县衙门，都把这些本金放出去。放贷的对象，主要是各单位辖区内的商人。放贷的期限，短则几天，长则一年。月息最低3%，而且是“驴打滚”的利滚利，利润相当可观。获得的利润，国家财政抽小头，本衙门留大头，大部分利息都存进了“小金库”，供领导调剂使用，一些钱用来吃喝玩乐，一些钱用到岁尾发年货、发红包。

叁

公款用来做生意

还有的衙门嫌放高利贷来钱还不够快，直接拿集资款甚至公款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呢?造酒，造醋，投资房地产，贩卖私盐。酒、醋、盐，在大多数朝代都是专卖品，垄断经营，利润惊人。房地产生意，至少从晚唐就开始兴盛，晚唐的军阀、五代十国的将军、宋朝的王爷、明清两代的京官，很多人从事房地产开发。那时候的房产开发还很原始，其主要形式，就是在繁华地段买一块地皮(或者动用职权霸占一块地皮)，然后在上面盖门面房，盖好了，再对外出售或出租。像宋朝名将岳飞，在江西九江和浙江杭州，都经营过房地产，只是他很清廉，经营所得主要拿来补贴军用和兴办教育了，没放进私人腰包，也没有给下属发年终奖。但是别的文官武将可不像他这样高风亮节，他们贩卖私盐也好，走私别的违禁品也好，投资房地产也好，赔了，用公款冲账，赚了，自个儿笑纳，再给同僚和下属发点儿红包。

肆

穷酸官员当裤子

不同级别、不同性质的“单位”，“创收”的渠道和能力是天差地远的。职权大的衙门，“小金库”充足，年终奖就多;没人理会的清水衙门，“小金库”寒酸，年终奖就少。

对于年终奖羡慕嫉妒恨的情绪，自古就有。南宋大诗人陆游说过一句顺口溜：“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祓裤。”意思是，吏部是管官员升迁的，户部是管工资发放的，这两个部门，一个管人事，一个管财政，都是要害机关，所以红包多得收不完。而礼部主管文教，没人理会;兵部在太平时节用处不大，也没人理会。所以这两个机关的官吏就没有多少红包，穷得要去当裤子。

伍

翰林直接收红包

历朝历代的翰林院，一没事权，二没财权，官员们跑关系走路子，很少到这儿来送礼，穷翰林是当定的了。好在皇帝给他们一个收红包的机会，譬如宋朝，朝廷册封某个大官，一般让翰林起草任命书，起草完了，皇帝会命令被册封的那个大官给起草任命书的翰林送谢礼。这谢礼动辄几千贯铜钱，或者几百匹丝绸，或者几十匹好马，相当优厚。为了能够利益均沾，每起草一份任命书，翰林们都尽可能集体上，小明负责提纲，小强负责初稿，小胖负责修改，小张负责润色，最后再请小李来誊写。既然大多数任命书都是集体努力的结晶，那么得到的谢礼自然也要集体分配。怎么分配呢?集中起来，一年分两回，三伏分一回，岁尾分一回。岁尾分的这回，就当是年终奖。从某种程度上说，翰林们这样分发年终奖，等于是自己哄自己高兴。

在唐朝，翰林分两种，一种是翰林学士，级别高，有机会起草任命书，有机会拿谢礼;一种是翰林待诏(当年李白就是这个职务)，级别低，起草任命书的活儿一般轮不到他们干。不过翰林待诏跟皇帝见面的机会多，哪天逗皇帝高兴了，一不小心就能升大官。于是翰林待诏们定下了一个规矩：不管是哪个翰林待诏升官了，都得向没升官的翰林待诏交钱，升的官越大，交的钱就得越多。所以没升官的翰林待诏隔三差五就能有一笔进账，他们把这些钱存进“小金库”，到了岁末，每人分一份红包，高高兴兴回家去，开开心心过新年。